大模型大力出奇迹，在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语音处理等领域表现优异，已经能够提供内容创意生成、数字人、对话搜索、代码生成等服务，在自动驾驶、金融风控、医疗保健、物联网等领域也极富前景。
再则，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公民个人的日常穿着领域，明显有过度干预之嫌。(二)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 的。
因而，加大对公权力监督，是现代国家制定法律的基本遵循。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 定：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例如，草案第113条增加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公安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因此，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备受公众的关注。草案新增第11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之前，应当由从事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法制审核的人 员进行法制审核。
政府的权力，如果不能够进行有效监督，权力任性，就可能背离法律允许轨道，违背人民意愿。《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一半以上的应罚行为，属于违法情节较轻行为。我个人完全同意钱穆先生所说的要对中国文化充满温情和敬意。
从人性的内在表现和生产方式的结合,大致就能勾勒出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尊敬的方宇军先生：迟复为歉。就是说，社会成员不能以符合伦理生活（黑格尔意义上的Sittlichkeit）之本真性想象的目的去行使各种权利。一旦这样，你会发现不但会获得一个更大的理论视野（horizon），而且在概念运用方面会更准确、在学理阐释方面会更深刻。
这次则不同,以您之聪颖,不会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我再反复地辩难,就会显得针尖对麦芒,不能虚怀以接,何况是我恳请您给我提批评意见的。如果换成社会科学，或许可以说：（实践）哲学高但空，历史视角狭且深，社会视角泛却通，政治视角质野然而切实。
按照我设定的学术标准，你目前的努力当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很多政治哲学研究者为自由主义所高扬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性价值吸引而成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拥趸，但殊不知自由主义（现代性）也是与两个更具结构化的野蛮区隔机制相伴而生的，即以本国/外国为二元代码把人区隔开来的民族国家、以有利（支付）/不利（不支付）为二元代码把从事生产活动的组织和人区隔开来的资本主义——正是这两个区隔机制的存在，使得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并未兑现其政治哲学承诺，而是出现了萨特意义上的反结局（counter-finality）。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永续存在，我们不用在政治发展上做任何历史性突破就可以达成，因为大一统已经内在于中华文明秩序的基因中，任何一家一姓的王朝的覆灭对它都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你把道、民本、尚贤、大一统称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四大精华，是很有洞察力的思想判断。
⑵基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逻辑与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运行机理，对晚清（乃至宋明）以来中华法系的古今之变进行法律史解释。不过，对于此类研究，我一般会有两个学术忠告：第一，要有现代转进的自觉意识，以推进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现代阐释。三、关于推进中国文化研究的思想立场和致思取径我当然认可你对中华法律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光大的立场。我一直追问自己的问题是：难道我们不能想象和探索一种把政治统一与永续国家（eternal state）深度关联起来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模式吗？我很清楚自己的预期目标，就是把政治统一建构为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匹配的政治价值，以完成我所设定的中国性价值的现代化的课题。
特别是上述第二个标准，不仅是针对文化研究者的，也是针对哲学研究者的——后者常常只是在概念层面讨论问题，无法把相关概念还原到其特定时空的在地性情境中，从而只能进行逻辑层面的概念争辩，无法介入不同的社会情境进行学理辨析和理论建构。还如，很多论者从韦伯和帕森斯等经典现代化理论假设出发，认为现代化必然带来世俗化和民主化。
为此,您认为,中国的现代转进,是如何去想象和探索可以‘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模式的民主制度,而不是去在价值上否定民主本身。因为依我个人鄙见，你的民主立场太过受限于你对实际存在的民主（Really Existing Democracy，RED）的判断，从而使得你太过匆忙地去解构民主本身。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是民主,而是理主或道主了。赵汀阳老师最近基于中国古典思想资源提出的智慧民主（smart democracy），就是探求新的民主制度形式的创造性努力。正因局限于实际存在的民主，大著会以实际存在的民主的问题去评判民主本身。因此,人类社会的首要意义,就是在既存的生产方式条件下,让人、人性得到愈来愈充分的、全面的实现。而我个人十多年但凡取得的点滴思想成果，大都是我逼着自己不断与这种思想懒惰和创造无力作斗争，不断逼着自己在别人和自己停留的地方多想一步、再多想一步，并最终取得些许突破的产物。对法律来说，国家强制力尽管重要，但在更多时候，它是备而不用的，只起到威慑作用，或者说是法律效力的最后的、兜底的保障。
具体来说，就你自我设定的理论抱负而言，至少有如下四个方面的课题需要进行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⑴基于中国文化演化的内在逻辑，对中华法系的历史延承脉络进行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因此，当下西方法学所讲的morals，与它在17、18世纪的含义大相径庭。
而且，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你这样想充分挖掘中华法系现代潜力的学人来说，从恶的对立来定位法律会使你的立论从学理上更依赖于作为中国思想传统异端的法家的法律思想，从而远离（作为中国思想传统正统的）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我反复读了几遍您的回应，现就相关问题一一回复如下（一如既往，基于学术讨论的平等性考虑，请允许我接下来不再用敬词您作为第二人称代词）：一、关于对恶的对立和法律定义的说明我之所以提到授权性规范，其实是想表明：以授权性规范为典型，大量法律规范的实施不必诉诸国家强制力对人性中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
在这四个方面，尚贤（我一般称为贤能政治）和大一统（我一般称为政治统一）是更具有制度化依托的两个方面，事实上也是我个人倾力较多的两个问题。否则，我们只是在师心自用地表达任何人都可以表达的一种文化立场和文化情怀而已，无法为推进中国文化认同的（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伦理性商谈（ethical discourse）做出自己的思想贡献。
因为我们不仅面临着西方面临的道德太少的问题，但亦面临着权利不足的问题——后者最主要的问题是宪法确认的诸多权利仍未能被公民充分享有。最近我这样写道:在古代,中国的民本政治优胜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在今天,民本政治和选贤任能的现代发展,也必将超越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普选制。您会说:把投票过程建构为‘公意偏好，从而把民主由‘多数决改造成‘真理决，或者更准确地说，‘基于多数决的真理决。五、关于中华法系的现代转进我的这两篇文字已把我的思想立场阐述得很清楚了。
在这方面，赵汀阳老师所做的一系列创造性工作，或许可以为你提供某些借鉴。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会永远记住您真挚的意见。
就像我上次和您说过的，前段时间先是忙于毕业季的一些工作，接下来又集中精力完成了敝院年度主题项目的一篇结项论文，以致直到今天才抽出时间给您写这封信。关于morals和morality的词源学及学理含义辨析，我在拙著《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第146页注[1]）中已经细致爬梳过，有兴趣可以一读。
在我看来,民主天然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我甚至认为民主是权力腐败的另一种形式。就文化研究来说，我之所以主张把历史/文化视角与哲学视角、社会学视角结合起来，是因为单纯的历史/文化视角常常会不自觉地预设文化本质主义和文化的不可变迁论立场。
一旦齐之以哲学视角，我们则又可以在进一步保有反思性态度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进行敏感于情境的哲学建构。人们常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比如，你毫不犹豫地认为，民主是‘多数决而非‘真理决。一旦补之以社会学视角，我们就可以充分洞察现代转型所带来的共通社会演化逻辑，进而可以充分把握现代性精神对文化延续性的正当性限制。
我的这个说法，其实以李泽厚先生论说为基础，把我多年来以跨学科的问题导向视野，推进中国现代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原理建构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我甚至认为，中国的崛起如果要在人类文明史上真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需要以其深厚的文明遗产和文化传统，沿着进一步挖掘现代性的解放和文明潜能的方向，探求一种规范上更为优越的他种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从而为人类政治文明做出自己独特的文明贡献。
我想，对你来说，如果要取得真正具有突破性的思想成果，最重要的是要反复追问自己：如何在保有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情怀的前提下，把中华法系所蕴含的法律价值和法律制度，建构为既能与现代条件相适应、又对大多数当下中国国民具有价值吸引力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质言之，如何使中华法系具有现代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意义？依我个人鄙见，相较于可行性，这套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可欲性（乃至正当性）是更应当倾注心力思考的问题。问好!方宇军2021.8.20 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
我不否认现实的民主制度中有可取用的方面,如对所有人个人权利的强调,如对权力普遍的监督,如民愿民心的充分表达等,但这一切只是为了民本政治得到更好的实现,而且它们与民本政治并不冲突。我反复告诫自己：要像现象学教导的那样先悬搁判断，不断逼着自己回到事物自身，然后始能获得接近真相的答案。